财色第515部分阅读（2/2）

场子里面的听众也并不多，大概就是二、三十个人的样子，大家都很陶醉，有的人端着茶杯轻轻地抿着，有的人闭着眼睛，手指随着节拍在桌子上面轻叩着，有的则是伸长了脖子往台上瞧着，都是一副非常投入的表情。

让范无病感到有些惊奇的，是朱老板并不在听众席上，而是戴着老花镜坐在台上，操着一把胡琴，正在全神贯注地拉着。附近正是一起配乐的十几位琴师们。

“倒是从来不知道，朱老板还会这个——”范无病自语道。

台上的灯光打下来，照在了朱老板的侧脸上，显出一些古朴清癯的气质来，范无病侧着身子看着台上，就觉得他周围的人都似乎消失了一般，只剩下了半眯着眼睛操琴的朱老板在那里。

台上的旦角在唱什么，范无病并没有听清楚，胡琴的声音似乎让他听到了一首古曲。

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

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

丹邱生，

将进酒，

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倾耳听。

也难怪范无病会听得入神了，他跟朱老板相交多年，朱老板耿直、无私、坦诚、果敢、睿智，对嫉恶如仇。但如今往往是好人总多磨难、多坎坷，七年的副总理，五年的总理，在国人心中，朱老板留下的是一个铁面包公的形象，直到现在，关于他的种种声音，至今还依然在民间经久回荡，成为一段段不朽的传奇。

“只要我在上海一天，你就别想升官！”时任上海市长的朱老板对自己的亲侄子说，此后朱老板在上海任上的四年。他这位侄子的职位未作任何调动。要知道，朱老板未出生时就已丧父，十岁时再丧母，是他的伯父，也就是他这位侄子的爷爷将他养大。

“这是什么工程，拿党和人民的钱搞这样的豆腐渣工程，我要辙了你！”面对九江长江大堤的大决口，他怒了，但遗憾的是，虽贵为总理，他却没有这个权力。

也许在西方一些国家，这些都不算什么，但在国内，在权力和监督不对等，在之风盛行之下，朱老板的这些精神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范无病又想到了九一年的时候，自己刚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初见朱老板，两个人之间还没有打过交道，也没有建立起互信的关系，那个时候朱老板也还没有走向前台，只是在实际上操控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事项，随着之后两人的熟识，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经济软着陆、分税制、国退民进、重拳打击走私、东南亚金融风暴、国企改革，等等等等，仿佛都历历在目，宛如就在眼前。

“物换星移，人事皆非啊——”范无病又叹了一口气。

台上换了几个曲目，大约是过了半个多小时，才算是歇了下来，身穿浅灰色夹克便装的朱老板跟旁边儿的几位乐师说笑着，非常悠闲的样子，几个人下台来，跟惯熟的朋友们打了招呼，然后往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

很快朱老板就看到了刚刚站起来的范无病，不由得有些意外。旋即笑了起来，直接向他走了过来。

“你怎么有时间来这里？”朱老板不无感慨地问道。

“来听戏嘛——”范无病笑道。

“退下来有一百多天了，你算是第一个来看我的大人物哦。”朱老板笑着说道。

“我算什么大人物——”范无病摇了摇头，“我不过是一个混吃混喝的生意人而已。”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若论起真正的影响力来说，范无病现在的能量可是大得很，毕竟在这个日趋市场化的世界里，什么都抵不过一个钱字，尤其是在海外，范氏投资集团的影响力时越来越大了，多元化的投资使得范无病在各国政商两界都拥有非常显赫的地位。

两个人坐下来，喝了点儿茶水，然后朱老板就提议道，“出去走走吧？”

范无病点了点头，然后两个人一前一后地站了起来，向外走去。

这个时候，范无病就看到周围走出来四名精壮的年轻小伙子，很显然就是保镖之类了，非常警惕地跟随着他们一块儿向外走，而出了大门之外，就发现外面停留的安保人员也不少，他心里面不由得嘀咕了一声，早就听说因为朱老板在任上得罪人太多，所以退休之后也不得自由的事情，此时看起来倒是真的了。

长期以来，朱老板一直从事经济工作，是公认的懂经济的领导人。

他在任上海市领导期间，无论是浦东开发、开放这样举世瞩目的大动作，还是市民天天感受到的通讯、市政、市容、交通等方面，都得到了明显的改观，因此赢得了中央的信赖和老百姓的口碑。

一九九一年，朱老板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他的主管范围包括工业、农业、金融等重要经济部门。

他是处理诸多经济难题的行家里手，从上海到京城以后，处理棘手的企业“三角债”由他牵头，解决粮食收购“打白条”由他挂帅，整顿混乱的金融秩序时，他亲自兼任人行的行长。

结果，每项难题都得到了迅速解决，老首长曾称赞他有观点，有主张，有魄力，懂经济，这是一个相当难得的评价了。

一九九二年，经济出现了投资膨胀、货币发行过大、物价猛涨、股票集资热的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的朱老板，在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下，果断决策，全力加强宏观调控。

他整顿金融秩序，为治理通胀、使物价降下来奠定了基础，他坚持不搞全面紧缩，只对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泡沫经济的部分从严管理，而对交通、能源、农业及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部分，则积极扶持。

这样，不仅避免了大起大落，而且保持了经济健康发展。

国有企业的改革、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和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等，成为他工作的重点。

从严治政是他一贯遵循的从政原则，他平时言谈举止从容不迫，办事果断，雷厉风行，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拖拖拉拉的衙门风气，并对此不留情面地加以严厉批评。

范无病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他在人代会上点名批评了一些单位，结果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拥护。他说，我有时批评的确太严厉，这不好，但为什么一定要领导发了脾气才去做呢？有些事情非不能为，而是不去为。但他也坦言自己有一个优点，就是只批评人，决不整人。

两个人一边儿很随意地聊着，一边儿向外面走去，沿着戏楼外面的小湖边走着，湖边有依依的杨柳，枝条垂了下来，随着清风摇来摆去，湖面上则是碧波粼粼，闪动着天光。

“最近是彻底放下来了——”朱老板对范无病说道，“不过还有一件事情始终是横亘在心里面，有些担忧。”

“什么事情？”范无病有些好奇地问道。

“就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事情——”朱老板说道。

范无病点了点头，这事儿他是知道的。

一九九七年的年底，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就是在这个会议上，作为对金融体系动大手术的步骤之一，就是剥离银行业的巨额不良资产，并成立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方案确立。

真正促使决策层下决心破题，缘自这一年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风暴，银行业面临位居，再不改革，将危机经济全局。

一九九九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终于应运而生，这些公司以央行再贷款和定向发行金融债的方式，对口承接了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一万四千亿元的巨额不良资产。

财政部作为唯一股东，向每家注入资本金一百亿元，并明文定下十年存续期。

在这样的背景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被赋予代表国家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特殊使命，由于这些公司不是一个盈利性商业主体，它以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和减少损失为主要目标，当时的设想是，处置四大行的不良资产以十年为期，不良资产处置完毕，也随之关闭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其员工将各回原来的银行。

通过政府帮助的方式来解决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的问题，当然不失为一种借鉴他国成功的经验，也是政府的一种责任。

他国成功的经验，国内是否有其成长的条件，是否适用，都是问题，可是不试一试也是不行的，否则，国外最好的制度都无法在中国找到它的生长点。

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每一个当事人根本不会听从他人的意见，都希望国内资产管理公司越早推出就越好，可以说，既得利益集团之利益驱使是国内资产管理公司仓促上马的最基本原因。

正因为这样一些非市场化原因，也就不可能对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进行充分的设计，也来不及建立一套完善的资产管理制度，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过程中的一系列道德风险也很快地暴露出来。

对国有银行来说，就是千方百计地把不良资产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一剥了事，至于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后如何来实现国有银行运作机制的转换，如何减少新的不良资产，则考虑不多。

可以说，正因为当时不良资产剥离后，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产生的机制没有转换，导致从去年开始，国内经济又出现了投资过热，国有银行信贷失控。

当然，范无病很清楚，这次信贷失控在短期内不会显现出来，但几年后四大国有银行可能涌现出大量的不良贷款。

对于企业来说，特别是国有企业来说，由于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为一家，以往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巨大，国有企业敢借钱不还，其根本原因就在此。

因此，如果国有企业的债务能够轻易地通过银行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那么企业就一定会把资产管理公司看做为一家政策性金融机构，一定会把企业的债务推给资产管理公司，从而造成新的不良贷款，这不仅让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增加，企业的运作机制不能够优化，也制造了资产管理公司道德风险的条件。

也就是说，既然企业的不良贷款在不断的产生，而银行又在没有完全厘清责任、账目等条件下简单地把不良资产划拨给资产管理公司，而资产管理公司也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把其处理不良资产的全部风险推给银行，如资产管理公司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可能会改变处理不良资产的进度，为了尽快让不良资产脱手，会压低价格，从而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严重损害社会利益。

对于这些问题，在国内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之前，理论界就进行多层面的讨论，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可能性，而实际出现的结果比理论分析更为严重。

但是为什么明知有种种道德风险发生，却没有相应的制度规则来界定来规避呢？

可以说，后来资产管理公司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仅是以制度存在缺陷、国内资产管理公司出台仓促是不能够完全解释的。因为，国内资产管理公司仓促上马的原因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驱，是他们极力地游说政府如此作为的。

比如说新加坡的淡马锡集团，为了从四大银行中获得巨额回报，肯定是希望四大行可以把历史包袱给甩出去的，而要甩出去，就需要一个可以接收包袱的机构，资产管理公司自然就是首选。

在当时，范无病就提出过，国内资产管理公司的设立，法律要先行，看看发达市场体制下哪一个国家不是如此？没有相应的法律与制度，仅是简单出台一些办法与条例，不良资产的产权界定可能不清楚，不同组织与机构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也无法界定。

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通过强行划拨的方式给设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是行政关系，那么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就应该完全直属四大国有银行，不仅不需要财务组织上，更不需要其组织之外的力量来承担相应的负担。

但实际上，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设立基本是由财政注资，其不良资产剥离的处置也得由国家财政来承担。

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是穿着官服，却又干着经商活动的四不象组织，既非市场组织，也非行政组织，在这样的一种条件下，国有商业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关系是无法界定清楚的。

在这种关系下，无论是哪一方都会把其经营的风险推给对方，都会尽量地减弱自己对其行为之责任，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的低效率也在所难免。

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制度环境下，再加上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组织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人